摘要：历史上很多传统民族建筑保留到现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这里面是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建筑，之所以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的意思是：从时间上看它既有古代的，唐宋时期的，（现在）已经很少了；明清的，还有近现代的，包括民国时期；从空间上看，它包括了中国中原汉民族集中的地区，这里面也包括北方、南方，还有边疆一些比较集中的少数民族地区，另外还包括港澳台的地区。从类型上看，它也是宽泛的，比如有遗产地，甚至于现在讲要保护大遗产，长城就是大遗产；还有历史文化的名城名镇，历史文化街区，还有已经挂牌的文保单位的建筑，分布比较广的各个地方的传统民居也都属于民族建筑，比如说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应该说是我们的民族建筑，同时也是现代建筑；比如说清华大学在黄山建成的黄山云谷山庄
　　人民网：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请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单德启教授做客人民网，与我们一同探讨关于民族建筑的话题，单教授，您好。
　　单教授：你好。各位网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人民网与大家一同探讨关于民族建筑的保护和发展的话题
　　人民网：单教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民族建筑的保护和发展，首先我们需要界定一个概念：就是如何理解民族建筑的内涵？
　　单教授：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是历史上保留到现在的，我们中华民族，这里面是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建筑，之所以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的意思是：从时间上看它既有古代的，唐宋时期的，（现在）已经很少了；明清的，还有近现代的，包括民国时期；从空间上看，它包括了中国中原汉民族集中的地区，这里面也包括北方、南方，还有边疆一些比较集中的少数民族地区，另外还包括港澳台的地区。从类型上看，它也是宽泛的，比如有遗产地，甚至于现在讲要保护大遗产，长城就是大遗产；还有历史文化的名城名镇，历史文化街区，还有已经挂牌的文保单位的建筑，分布比较广的各个地方的传统民居也都属于民族建筑；
　　二是具有民族特色或地方特色的现代建筑，比如说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应该说是我们的民族建筑，同时也是现代建筑；比如说清华大学在黄山建成的黄山云谷山庄，是具有当地徽州特色的，它也是一个现代旅游宾馆；还有在绍兴完成的新未庄，是一个新民居，有着江南水乡特色；所以，它（民族建筑）是一个在时间空间和类型上都有宽泛内容的一个概念。但是在学术研究和有些实践中，有时候界定得还细一些，现在建设部和国家民委都支持成立了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
　　这些界定都是我的一个认识。
　　人民网：现在有一个观点就是要保护民族建筑，也就是说，民族建筑处于不安全或受伤害的境地中，民族建筑面临着哪些不安全因素？现在对民族建筑有威胁的都有哪些因素？
　　单教授：这个问题议论的很多，争论也很多，我觉得争论的各方他们的价值取向不尽相同，有时候甚至概念的界定也不尽相同，所以很难简单化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实践当中也有许多实际情况。对这个问题我能回答的是最大最不安全的因素和伤害力量就是人的指导思想，就是方方面面对民族建筑有权处置的人的指导思想，包括政府官员、房地产开发商，甚至包括房屋的业主。其中最难的问题就是怎样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妥善地处理好两个问题：
　　一是怎样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包括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保护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其实就是怎样处理弘扬民族文化和现代化城乡建设相协调的关系；
　　二是处理好改革开放（过程中），向各国学习好的经验、先进技术与如何立足本土从国情、从实际出发的关系。从指导思想上看，有人可能侧重这方面，有人可能侧重那方面，这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是归根到底的失误，是指导思想的失误，指导思想的失误就是定位的失误，这样的话往往会造成对民族建筑的伤害和破坏，有的是建设性的破坏，我个人的认识，现在总的来说大家不满意的就是这些。
　　我们国家这２０多年的经济发展很快，虽然还不是很发达，但这２０年的经济发展成就还是很大的，但是就我个人看，一个很重要的缺失就是在硬件发展的同时，软件发展没有跟上去，软件发展体现在保护民族建筑的方面来说，第一就是尊重历史。历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国民性的表示，是最宝贵的，要有尊重历史的感情和概念，要有民族自豪感；另外一个是有爱心，关心弱势群体，这些都是软件，都是文化建设和精神因素。我觉得在２０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不少缺陷的，现在一般都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那文化呢？精神世界呢？道德呢？民族自豪感呢？这些相对来说薄弱点，甚至唯一的标准就是经济发展。
　　人民网：现在很多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有许多做法，比如说整体搬迁，就是将古建筑整体搬迁到另一个城市进行保护，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
　　单教授：这也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办法。国外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我在日本筑波市就看到有一栋建筑整体被移植到城市里，叫樱花园，当时东京大学的教授告诉我，他们非常认真地进行搬迁。搬迁的是一个草房、木构，算是比较大的古民居，他们当时把每一个构件都非常小心的拆下来，编上号，然后转移到城市去复原，供大家参观和欣赏，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前几年我在德国，在汉诺威，德国很有名的现代化城市，它的古城保护得很好，那里有一个莱布尼茨故居，莱布尼茨是一个大数学家，很有名，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故居也是挪了位置的，是从别的地方原封不动地移到了老城核心的地方，这样很便于保护和供人瞻仰，构成整个老城的景观，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的例子；
　　在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在８０年代，东南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安徽，安徽拥有我们国家三大民族和地区文化之一的徽文化，另外两个就是藏文化和敦煌文化。当时古徽州歙县分散着７栋濒临倒塌的（建筑），我记得好象３栋是明代的，４栋是清代的，他把它们移植保护，放在歙县的潜口村村口的山坡上，精心地加以规划保护，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与这差不多同时，江西省景德镇市从附近的婺源县收购了大约十几栋古民居，把它们移植到景德镇市保护。中外都有这样的例子，但我认为这只能是万不得已的一种保护方法，因为这种一栋或数栋建筑的搬迁，毕竟离开了它们的原生地，离开了它们所在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所以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无疑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说，这样的例子多少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例子不应该提倡，并且要加以约束。
　　最近我还听说有些只是为了利用这些古老的民族建筑，移植的出发点是展示、利用，也许房子并不经典或不在保护区内，于是就想利用它们发展旅游或者丰富城市园林景观等。这次我在无锡参加乡土建筑保护会议的时候也听说，上海也移植了十多栋徽派建筑；安徽芜湖市有一位开发商，他收藏了很多流失在各个地方的徽州建筑的构件，砖雕、木雕、家具等等，他也是移植了一栋徽州民居，然后在芜湖市的赭山风景区办了一个面对社会公益性的徽派建筑艺术博物馆，他掏钱，也是非盈利的，这也是一种利用，这种利用就不完全就是为了保护的，还有旅游、展示、丰富城市景观等方面（的目的）。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也不应该提倡，甚至要加以限制。
　　为什么呢？就拿古徽州建筑来说，它是我们国家最有特色的民族建筑地方建筑之一，前几天在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上，徽州的万国庆县长告诉我们，现在的古徽州所有的县加起来，还有8000栋传统民居，已经不多了，有的甚至都成了危房。那么我想，这么一批徽州民居构成了徽州的城镇的大环境，如果你敞开了东卖一个西卖一个，外运外卖成风，那么徽州的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靠什么支撑呢？所以我认为需要加以约束和限制。这个问题《物权法》公布后增加了难度，因为这是私产，（业主）有权处置；如果房子已经划在历史文化名镇里还要好办点，我们可以用《文物保护法》来约束，如果没划呢？就很难约束，所以说，这个问题需要政策上、行政管理上、经济辅助措施上，特别是在宣传教育上，能够加大保护的力度，让这种保护变成当地乡民自发积极的行动，这个问题就好做多了。以后会不会有些非常濒危的村落和房子，或者说有需要移植到别的地方进行保护和展示的呢？我想可能也不排除有这样的个案，但一般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提倡。
　　人民网：刚才您说到最重要的是观念的不同，那您认为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保护民族建筑的逻辑框架内，政府和开发商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单教授：就在前不久，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同志这么讲过：文化遗产是城市的资本而不是包袱，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我觉得讲得很好，民族建筑特别是要保护的历史文物建筑和历史文化村镇，虽然它可能原有的功能需要置换，它原来的功能不存在了，比如原来要住人的现在不住人了，原来祠堂要进行公共家族活动现在要置换了。有的应该要改造，比如结构要更新、基础设施要现代化，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在原址进行某种程度的更新、保护或抢救，它毕竟保存了非常宝贵的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信息，这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因素，也是一个城市的特色源泉，我认为城市的领导、小镇的领导，他们应该珍视这些建筑。
　　现在有些情况不是这么个认识，比方我知道现在有些地方的领导必须要招商引资，招商了多少钱，这是他的政绩。那么招商招进来了，比如外地来了一个投资商，他要在这里搞个项目就高兴的不得了；投资商说我要这块地，就给他了，不合适给他？为了招商引资也给他了。这我觉得这个就不正常了。我举一个例子，是我在德国听到的一个故事，汉诺威大学建筑系主任告诉我的，他说他们的老城保护有这么一个故事：当初美国的麦当劳要到这开个分店，他们市长也欢迎。但是美国人是带着自己的设计图去的，我这个分店要这样子，跟这个老城的风格风貌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市民委员会一致否定，这个不行！后来市长只能和美国的代表谈，你们来投资我们欢迎，但你们的建筑盖在我们的城市，不能不和城市协调，你们的建筑要改。后来这个美国人还是请了德国人重新帮他们做设计。
　　我想这个就不一样，我们在国内碰到很多的市领导，他们出于某种考虑，开发商要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所以我觉得政府的领导在保护民族建筑上应该起主导作用，专家不能起主导作用、媒体也不能起主导作用，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千万不要杀鸡取卵，千万不要为了短期利益，把这样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一代丢失了；另外也千万不能把这个当成聚宝盆和摇钱树，我上次在芜湖古城保护项目研讨会上讲，我说我宁愿它是一个慈祥的外婆，不愿它是时髦的小姑娘，你现在只考虑投资多少回报多少，你不就想吸引人家旅游搞些时尚的东西么？我说你要赚钱搞不在这里搞，芜湖还有开发区还有新区，还有中山路的步行街，你可以去那搞，不要在这里，这是一个古城。古城是逝去年代的历史见证，它最重要的价值还不一定是经济价值，是一种历史文化价值、是情感价值，是能够引起中国人、当地乡民自豪感；对外地游客来说，也是一种回溯历史精神上的陶冶。所以应该说不要把它打扮得很“时尚”“时髦“，弄得很花哨。
　　至于开发商，赚钱是无可厚非的，追求经济利益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也是要有民族自豪感、历史责任心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一旦碰撞到这些地方，我觉得还是手下留情为好。
　　人民网：中国现在基本上还处在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在这个基础前提下，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发展民族建筑？
　　单教授：一个城市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是活的，包括传统我都认为它是流动的，而不是僵死的，今天的一切也就是未来的传统。比如说一个城市的结构、布局、建筑群甚至包括在城镇里的绿化、山体、水系，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加加减减，总是不断的生长和更替的。比如说北京，北京古城基本是明清的格局，但这之前还有元大都，如果元朝后不动的话也不会有现在的古城格局，它总是跟着时代的发展往前走的；比如说现在看到的天坛非常美，原来的天坛也不是这样子的，大概清代的时候一把火烧掉了，它又重新更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坛是圆的，原来烧掉的是方的，而且现在的更好嘛。清代距离现在也有好几百年，它就是历史。这些例子特别是对于一些我们非常欣赏的名城名镇经典甚至是遗产地都是这样的。
　　旅游的人都知道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非常经典，可是它这个广场最早只有一个钟塔，可能后来加以一定改造，在11世纪的时候盖了一座圣马可教堂，14世纪又盖了现在可以看到的旧市政厅，然后到16世纪，又过了两百年，才有了威尼斯总督府，然后有了新市政厅，然后再有了图书馆，前前后后五百多年，这五百多年有高层的建筑、有大体量的建筑，也有小尺度的，新的也有、古的也有，但它们都非常协调，而且见证了这个城市不断的在发展；
　　再比如说，中国第一个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村落——徽州的宏村，宏村我比较熟悉，去的比较多。宏村从最早盖的几栋房子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格局，用了八百年，它也是一步一步的发展，处理和山洪的关系、治理河道、修路，然后再盖房子，还将溪水引到村子里来，做了现在大家很爱看的月沼，去看了的人都说好，让人看了还想看。后来人口发展了又不够了，在它的南面又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南湖，大家可以在网上或者资料上看到，它也是八百年发展过来的，而且现在还在发展，还在建设新区，现在它是遗产了，人口在发展，老城要保护，在距离老村的旁边又开发新村，所以它总的来说，是既没有原封不动，又没有推倒重来。
　　所以我认为对待如何发展民族建筑的问题，就是既不要原封不动，也不可能原封不动；但是更不能推倒重来，现在也有很多推倒重来的例子，盖了一些假古董，并且从我们建筑上或者文化上说还不到位。
　　人民网：我理解您的意思，首先是尊重历史，然后是传承历史，再将历史的风格附于新的建筑物中，将城市的文脉一贯相承下去。
　　单教授：对
　　人民网：今天，非常感谢单教授来人民网与我们一同探讨民族建筑的话题，也希望单教授以后再次做客人民网与我们谈关于传统建筑的话题，谢谢单教授，也谢谢各位网友。
　　单教授：谢谢大家。
　　新闻教育的第一要义
　　我本人从事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逾20年，对此同样颇多感触，同时也有一些未解的困惑。其中，最常困扰的问题就是新闻教育的第一要义究竟是什么?经过多年的实践、反复的思索和诸多的探求，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还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社会及人类境况的透彻把握和深刻领悟，以及由此生发的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进而将其内化于专业方面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些事项说起来似乎很抽象，而实际上又很具体、很实际。这里，我不由想起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先驱、美国报业巨子普利策。他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在中国新闻界同样广为流行。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而要做到这一点，自然需要敏感的神经、广博的学识、真挚的情感等，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一种实践性能力，亦即将多学科的知识和多背景的问题融会贯通，进而以普通人的视角与水平将其呈现出来的独到本领。换言之，新闻学的学问不是书卷式的，而是实践性的，是对一切学问与问题了然于胸的洞察与感悟，西方新闻学说的“新闻鼻”即为一例。就此而言，新闻学更像兵法，兵法固然有一套学问和学理，但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实践性知识和能力。
　　中国古代有位军事家叫赵奢，他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儿子酷爱兵法，对各种军事理论简直了如指掌，谈起用兵之道可谓头头是道。然而，赵奢临终前却告诫国君，说自己的这个儿子只会空谈军事理论，而不能将其灵活运用于军事实践，所以千万不能让他指挥作战，否则国家就将陷入危险境地。后来，国君没有听从他的告诫，还是把军权交给赵括，结果一败涂地，由此还形成中国语言里的一个有名的成语“纸上谈兵”。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如果不能培养这种实践性能力，即将各种学科、各种理论、各种知识有机融入新闻实践的本领，而只是汲汲于学理，那么最终可能造就一批夸夸其谈的赵括，只会纸上谈兵，而不能灵活应用。
　　新闻教育的具体着手点
　　那么，为了培养对社会、历史与人类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新闻人，新闻教育需要从哪些具体方面着手呢?根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特别是根据清华大学的教育教学经验和传统，我们认为可从两个大的方面加以考虑。一方面，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广泛研读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入体验，培养学生的开阔胸襟、广博视野、高远见识，特别是培养对人民的深切关怀和深厚情感。简言之，前者是对经典的体悟，后者是对人生的体察，即中国古话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造就一个大写的人，而只有一个大写的人才可能成为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和人民利益的忠诚守望者。当然，仅有这一面，对新闻教育来说还只是完成了一半的任务。
　　另外一半的工作同样不可或缺，不可轻略，这就是新闻学方面的教育和研究。虽然如今随着媒介环境的巨大变化，新闻学以及相关的传播学研究及其教育越来越繁复、越来越庞杂、越来越发达，但一些基本内容依然如故，如新闻理论、新闻历史、新闻伦理、新闻实务等。常言道，万变不离其宗，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教育无论如何变化、如何发展、如何繁荣，这些基本内容都是其核心或骨架，离开这些核心或骨架，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教育也就失去安身立命的根基。打一个比方，不管人们盖的是茅草房还是摩天楼，总离不开地基、墙壁、屋顶、门窗等基本的建筑构件，而新闻理论、新闻历史、新闻伦理、新闻实务等，就是新闻传播学大厦的地基、墙壁、屋顶和门窗。（来源：www.pxmba.org）
　　链 接
　　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EMBA）硕士课程研修班
　　清华大学实战型房地产企业家研修班 
　　清华大学实战型资本运营总裁研修班
        清华大学企业家领袖高级研修班
　　清华大学集团管控总裁高级研修班